10月25日，我们总裁顾成琦、智堡创始人朱尘与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、董事总经理邢自强就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进行了对话。

邢自强：

现在我们提议，可以做新三大工程来打破通缩预期，用刺激和改革相并列的方式帮助经济回到正轨。它分别涉及到：社会保障的充实、房地产的去库存和帮助地方政府还钱，使得地方的血液循环畅通。

首先第一个社会保障的充实，我们测算发现，需要两三年之内数以万亿计的金额（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的注入）来帮助底层中低收入群体纳入保障制度，让他们减少后顾之忧，愿意花钱。甚至也可以面向中产群体，因为中产也是这一波感受经济压力比较大的群体。也可以对他们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优惠，譬如说五险一金的减免。

五险一金，其实是普通中产可能最重要的税，比个税还多。中央一年五险一金的总收入是11万亿，其中企业和个人是七三开，个人层面的缴费大概是3.8万亿。如果现在中央政府说，我发行特别国债帮你们兜了这3.8万亿，你可以减半，不用付五险一金，那一年相当于减税4万亿。我觉得实质性的跟老百姓说，我用我的钱来帮助你消费了、给你减少了这么多的负担，而且我还继续注入你的社会保障体系，你不用担心以后社保没钱。用特别国债注入是很大幅的举动，一定是会被从企业到居民视社会各界视为极为利好、极为正面的信号。

当然在这个工程中，可以配合的就是，农民工、底层老百姓的医保社保缴不起，是不是中央政府也以兜底的方式，一次性的把过去三四年的欠款，以中央特别国债的形式补上，让他们也能享受到一定的福利。如果说要对生育政策的调整，也离不开社保的改革，不管是对一胎家庭还是二胎家庭，从补贴到社会福利到买房过程等等方面巨大的返税，能做很多的工作。

第二块就是房地产去库存。这一块大家都在讨论房地产止跌回稳有没有可能实现，有的国家花了很多年，像日本、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到最后企稳花了可能七八年以上，有的国家短一点，像美国等可能三年出头。

这里面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策变量起到的作用，即最终是否愿意动用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去介入，去使得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间缩短。

我们现在肯定还是拘泥于一些道德风险，比如说我拿中央的钱买这些房子买这些企业，那我不是救了这些过去无序扩张、杠杆过高的人吗？但我们纵观全球的经验，越是拘泥于道德风险的辩论，最终问题扩大化之后，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、对整体社会金融风险的传染就更大。历史上，欧央行救助银行业以及美国在08年底救助核心资产，最终也是基于市场价格用合理的定价处置这些资产，并没有说要大幅打折。如果价格大幅打折，救助政策的推进必然偏慢，一直拖下去对整体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就太大了。所以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，中央政府显然有很多的资金和财政是可以介入的。

最后一块则是帮助地方去还钱。这个化债还不是一个暂时的、会计上的、账面上的转变。比如说从地方政府欠银行的钱，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国债。现在地方隐性债务80多万亿里面，无息的应收账款有11万亿到12万亿，这实际上就是地方城投以及地方政府欠了很多国企民企的钱，还不上，都是应收账款的形式，那这些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中央推出六到十万亿规模的化债，并且很明确它的用途就是用于这些无息的应收账款，就能让这些血液循环起来，地方上的国企民企拿了钱能发工资，最终对消费、对投资意愿都有带动。

新三大工需要打破对过去的一些思维定式，不管是赤字率的约束，还是对资金是用于福利还是用于投资的约束，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推出。

邢自强将在12月20日-12月21日由我们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届「Alpha峰会」上做主题演讲，敬请期待。